1972年那会儿,李政道带着夫人秦惠君回到了离开快三十年的祖国。那时候,国内正处在“文革”阶段,李政道走访了好些大学和科研机构,感觉那里的教学和研究环境挺不对劲,基础研究被晾在了一边,培养科学人才的方法也走了样。这让他心里挺担心的。
1974年那会儿,李政道和他夫人又一次回到了祖国。他一看,咱们国家的科研院所、大学里头,基础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情况,比两年前还要让人揪心。他到上海复旦大学转了转,发现学校的科研基本停了,物理系所谓的“研究”,就是测测电灯泡性能。大部分老师学生都被派到农村去“学习贫下中农的思想”了,留在学校的就那么几个“工农兵学员”,虽然一个个政治觉悟挺高,但科学知识真是太少了,有的人对科学简直一窍不通。李政道心里头那个沉重啊。琢磨来琢磨去,他决定趁着这次回国,给中央领导写封信,郑重其事地提议,咱们国家得赶紧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写信的时候,李政道还提出了个看法,说培养基础科学研究的人才,得从小孩子开始,特别是十岁左右的优秀孩子,得重点栽培。为了把这个观点说清楚,李政道想找点例子,最好是咱们国内已经有的例子。可当时他对国内情况不太了解,愣是没找到合适的。
这时候,李政道的夫人秦惠君女士突然想起了以前的一件事:那是在1972年,李政道夫妇头一回回国探访,周恩来总理还特意设宴招待了他们。在那次宴会上,秦惠君女士恰好坐在江青旁边。她清楚地记得,江青在宴会上跟她聊起了上海芭蕾舞学校在培养年轻演员上的成功之道,说他们会从十多岁的孩子里挑些有潜力的送到芭蕾舞学校,这些孩子在那里既要学文化知识,又要练芭蕾舞技巧。还说这种做法相当成功。秦惠君后来跟李政道说了这事儿,李政道一听就特别激动,还跟接待的人说,今天就不去看上海芭蕾舞团的演出了,想去上海芭蕾舞学校参观一下,亲眼瞧瞧他们是怎么培养芭蕾舞演员的。
五月中旬某天,李政道和他夫人来到了上海芭蕾舞学校。他们详细问了学校的领导、老师还有学生,关于挑选学员有啥标准、怎么走流程,还有教学计划、学生们的特长以及成长情况。之后,他们还看了芭蕾舞的教学过程,欣赏了学生们演出的节目。李政道特别开心,他觉得芭蕾舞学校从小孩里挑出优秀的来培养做芭蕾舞者,这个方法很棒,培养基础科学的人才也可以学学芭蕾舞学校的这套选拔和培养方式。
李政道写了篇题为《逛完复旦大学的一些想法》的建议,里面说了几个看法。他觉得咱们国家得从现在开始,多基础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得建个精干的基础科学团队,人数不用多,千分之一或万分之一的人口比例就够了。要是现在不重视基础科学,十年后问题可就大了,说不定还很危险。很多国家都证明了,没有基础科学,就搞不出啥科学新发现。李政道说,咱们可以学学选拔芭蕾舞演员那套,来选基础科学人才。他建议,挑些十三四岁的孩子专心培养,到了十九岁,他们就能自个儿做科研了。
李政道提出,这些被精心挑选出来的少年,在接下来的六年学习生涯中,会经历非常苛刻的锻炼。他们不光得钻研数学、物理、化学,还得学习语文、外语、历史,参加体育活动,还得适当参与劳动实践。像这样专门培养顶尖人才的学校,肯定得有高水平的老师,还得有合适的教学资料和设施。李政道还强调,他觉得咱们中国的社会制度能支持这种做法,所以才大胆提出了这个建议。
写好建议书后,他并没急着交给中国。到了那个月的下旬,他到了北京,专门去找了他的老朋友,知名医学专家黄宛教授,想让黄教授给把把关。黄宛教授仔细瞧了瞧,说李政道先生的建议相当不错,提的意见也很到位,建议里的思路挺值得深入探讨的。
黄宛的观点给了李政道很大的激励。那天晚上,他回到北京饭店的房间,拿起笔,仔仔细细地用中文重新誊写了一份建议书,还写了一封信给周恩来总理。信里头,他详细说了为啥要写这份建议书,还有整个过程是咋想的。他还盼着周总理看了后,要是觉得“有点意思”,能帮忙转给毛泽东主席看看,让他给提提意见。
第二天,也就是1974年22号,李政道赶忙请来了他在西南联大的老同学,也是一起留学美国的朱光亚先生。他把那份建议书和写给周恩来的信一块儿递给了朱光亚,拜托他转交给周总理。那时候,朱光亚是国防科工委的副主任,还是中国这边专门负责接待李政道的官员之一。
在人民大会堂的西边大厅里,大家正在进行激烈的讨论。
周恩来总理很快就收到了李政道的信和他的建议,特别上心。到了24号晚上,他亲自在人民大会堂的西大厅,安排了一场很隆重的会面,专门接待了李政道夫妇。
参加这次会面的有重新露面的邓小平、郭沫若,还有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一同出席的还有差不多二十位知名科学家,比如吴有训、周培源、钱学森、朱光亚、王淦昌、张文裕、周光召、黄宛他们。另外,迟群、谢静宜,以及王海容、唐闻生等人也都在场陪同。
周恩来负责接待并交谈。他先跟李政道说,你给毛主席的信跟建议书都已经递上去了。“现在,要不你先聊聊你的想法,行不?”李政道一听自己的信和建议已经送到毛泽东主席那儿,心里挺乐呵。他就按周总理说的,开始聊了起来。他从基础科学、应用科学是啥讲起,说了说它们之间的关系,还有基础科学对国家、社会科学进步有多重要。接着,他还分享了自己参观上海复旦大学和芭蕾舞学校的感受,并且详细说了说自己的提议——要从青少年里挑些好苗子,培养基础科学人才。
李政道在发表自己看法时,江青坐在那里,一脸高傲,自大得很。她对李政道说话的态度,本能地就表现出反感、抗拒,还有不耐烦,心里直痒痒想“怼”他几句。李政道说,可以像上海芭蕾舞学校那样,从十四岁的娃娃里挑些好苗子,培养基础科学人才。江青一听,立马反问:“那到了五十岁还行吗?”李政道立刻反驳:“跳舞的不也是从小就开始练的吗?”
江青一看李政道反驳起来,立马打断他说道:“舞蹈这东西,得一直练着。”李政道立马不客气地回了一句:“基础科学也一样,得持续研究。而且啊,年轻时候研究效率最高。所以说,得从年轻时候就开始培养,可能十三四岁,甚至更早。”
李政道随后阐述了挑选年轻基础科学人才的三项准则:首先,得脑子灵光,理解得快;其次,得有那股子闯劲,敢质疑,敢挑战;最后,还得有个好记性。……这时,江青接口道:“你提到的选拔标准里,那个‘不断挑战的精神'挺在理的。就得有这份持续挑战的心!理解力固然重要,但持续挑战的精神得摆在头一位。没了这股劲儿,啥也做不成。当然了,最关键的还得靠咱们的社会制度和党在主席思想指引下的领导。”
李政道心里头对江青的话有点保留,但转念一想,这也不是啥大是大非的事儿,就没跟她计较。哪知道江青一下子提高了声调,嚷嚷开了:“意识形态这事儿,复杂着呢!我就不信,科学能比意识形态还棘手!在座的各位都是科研界的,哪个不是熬到二三十岁才熬出头的,寒窗苦读了十六年啊!”江青明摆着不乐意用培养芭蕾舞者的那套方法来培养基础科学的苗子,也反对从娃娃抓起培养科学人才。她扫了一圈会场,见没人搭腔,自己也觉得有点儿失态,太强硬了点。于是,她换了个轻松的口气问:“咱们是不是在这个问题上较上劲儿啦?小谢,你说说看!”谢静宜一听自己被点名,赶忙接上话,一脸认真地说:“我觉得吧,咱得先弄清楚,咱们到底是给谁服务的。”
李政道对这位名叫“小谢”的人并不熟悉,于是他直接和对方讨论起来:“说为人民服务没错,但关键是得明确,我们拿什么、怎么去为人民服务?怎样能让服务更到位?要是没了基础科学,那以后的应用科学从哪来?又怎么能更好地服务人民呢?”谢静宜回应道:“这事儿跟社会制度关系大了去了,科学得围着社会制度转。主席以前说过,学问再多,要是方向走偏了,那也是白搭。”
谢静宜那番完全不搭边的解释,连江青都听不下去了,直接对她说:“你理解错了,他(指李政道)说的是这事儿只有咱们国家能做到。”江青这一批评,谢静宜立马蔫了。主持会面的周恩来总理大概觉得,跟华裔美国科学家的这场交流,气氛搞得太僵不像个大国的样子,于是出来打圆场,想缓和一下。他说:“毛主席在党的一次大会上提起过,一机部曾经整理过41位科学家、发明家的小故事。这些人里头,有的出身很低微,很多都是出身贫寒的工人。这提醒我们,对待人才问题,得打破陈规陋习。”接着,他又转头对坐在前排的几位科学家问道:“你们有什么看法?李政道的提议,咱们试着做做看,怎么样?”
现场,科学院的头儿周荣鑫见没人吭声,就开口说:“这事儿能研究研究,探讨探讨。”话音刚落,周恩来总理就打断了他:“还是先听听科学家们的意见。”聊了几句跟李政道提议不搭边的话题后,周恩来正式回应了李政道:“你的提议我们会研究,会重视,方式嘛,可以灵活点。”周恩来话还没讲完,江青又插嘴道:“咱们是在普及的基础上再提高。”这话里话外的意思,还是不同意李政道从少年里挑尖子培养基础科学人才的主意。周恩来则给李政道吃了颗定心丸:“你的想法可以试试,毕竟只是千分之一的概率嘛!”
周恩来瞧见江青一再反对李政道的提议,但他自己也不想跟江青再起冲突。于是,他巧妙地转头问李政道:“你说说,挑些少年来培养,专攻基础科学这事儿,会不会遇到啥难处?”李政道一听就懂,周恩来这话里有话啊。这不,今天的会面里,江青他们一直唱反调,不就正好证明了有阻力嘛。所以,李政道也心领神会地回“嗯,我觉得,阻力肯定是有的。”
毛泽东担任“评判员”的角色。
在北京的那几天,他整天忙着到处参观、开会、给人讲课,但心里老惦记着他这次回国想给国家科学教育出一份力,提出的那个头一个建议。这个建议到底能不能被政府看上,真的动手去做呢?
5月30号那天,李政道和他夫人打算离开北京,一大早,李政道还在床上呢,就突然接到个通知,说毛主席要见他们夫妻俩。这不,还没到6点,他们就赶到了中南海,进了毛主席的书房。毛主席已经坐在沙发上了,一见他们进来,立马站起来,跟李政道握了握手。
坐下来后,毛主席晓得李政道是在上海长大的,就风趣地逗他:“上海有了,那有没有对应的下海呢?”李政道虽说从小在上海生活,可这“下海”的说法还真是头一回听见,就如实回“这个我不清楚。”毛主席哈哈一笑,说:“有上海自然就有下海,这样才对称嘛。下海啊,其实是个地名,是个镇子。”
李政道特别佩服毛泽东,觉得他知识特别丰富。毛泽东很快就聊到了重点:“你说要培养人才,我挺赞同的。不过,你那个理论还没说明白。”李政道一听毛泽东支持他培养基础科学人才的提议,心里特别高兴,毕竟他担心了好些天这建议能不能被接受,现在总算是得到了最权威的回应。接着,李政道就跟毛泽东详细说了说他对基础科学、应用科学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看法。
跟毛泽东这次的见面聊天,让李政道觉得特别振奋。他明白,毛主席赞同他从青少年中挑选并培养基础科学人才的提议,这不光是给之前在人民大会堂跟江青争论的事做了个了断,更是给中国政府落实这个提议添了把大火。
因为有了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李政道那个选拔培养少年基础科学人才的点子,最后总算是被采纳了。不过,这一等就是快四年,中间碰到的难题和挑战,那真是数不胜数。一直到 1978 年,局势理顺了,方毅同志当上了副总理,主管科教工作,李政道的建议才真正被提上日程。就在那年的三月,中国科技大学搞了个“少年班”,这可是咱们国家头一个专门培养少年大学生的地方。第一期招了 21 个孩子,平均年龄才 14 岁,最小的才 11 岁呢。
李政道在美国一听到这个消息,高兴坏了,他专门发来祝贺:“真是人才辈出,年轻人就是创新的希望,教育成果遍地开花,特别是科技教育这块。”少年班自打1978年开始办,一直都挺顺利的,到2002年为止,已经招了26期,总共有999名少年大学生,毕业了767人。1985年,在少年班的基础上,他们又搞了个“教学改革试点班”,到2002年,这个班也招了18届,总共727人,毕业了432人。根据统计,少年班毕业的学生里头,有80%都考上了国内外的硕士研究生,这里面又有三分之一去读了博士。很多人后来都成了科技界的佼佼者,还拿了不少科学大奖。
打倒“四人帮”后,李政道教授又一次回国探访,他反复提醒大家,基础科学得重视起来,得发展好。他说,得多想办法培养这方面的人才,特别是他觉得应该送优秀的年轻人去美国顶尖的大学进一步学习。他不仅提倡,还亲自参与了“中美联合物理研究生招生考试项目(CUSPEA)”,专门为中国培养基础科学人才。就这样,十年里,这个项目为中国培育了上千名科技界的佼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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